自20世纪60年代南京大屠杀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以来，南京安全区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南京安全区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国际委员会西方人士、安全区设立与运行、安全区与各方关系、安全区内难民日常生活等领域，大多仅涉及安全区研究的一部分，缺少对安全区的系统性研究。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于1995年出版的《南京难民区百日》，虽然以“难民区”冠名，但作者的旨趣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论述。作者坦言，“本书所述内容并不是日军占领下南京难民区的生活”，而是“以战后日本人没有注意到的美国传教士的记录为基础，并参考日本军方的资料，将身处事件旋涡中的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补充进去，全面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毋庸讳言，日本也有一些学者从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角度，对南京安全区进行误读，如北村稔的《探究“南京事件”——求证真相》、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等，对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的动机、西方人士对日军暴行的抗议和揭露等进行别有用心的解构。安全区的脉络、经纬乃至全貌究竟如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专著《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下文简称“《安全区》”），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该书充分吸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广泛运用多年来挖掘的各类史料，对南京安全区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可谓南京安全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安全区》是集体合作研究的结晶。1998年，张连红在南京师范大学成立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对推动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中心团结了一大批学者，王卫星和杨夏鸣都是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王卫星熟悉日文史料，杨夏鸣长于英文资料。杨夏鸣翻译的张纯如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被学界认为是最好的译本。刘燕军一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与研究中心关系非常密切。围绕安全区，四位作者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民国档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们之间有着长年合作研究的经历和得天独厚的团队优势，各人的学术专长和语言优势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这一主题有很强的互补性和融合性。

《安全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整清晰地勾勒出南京安全区从成立到艰难维持运作、再到解散的全过程。第一章叙写从饶家驹设立上海南市难民区到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南京进攻的过程，分析南京安全区的成立背景，通过大量第一手文献史料，深入论述南京安全区设立的经纬。第二章全面梳理安全区的组织架构、外国成员的组成，并设立专节深度剖析参加安全区工作的中方人员的构成、角色和作用。第三章围绕安全区的四大功能，即难民的收容与安置、难民的救济与供给、难民的保护、日军暴行的记录进行专题论述，并深入分析安全区功能错位的原因。第四章讨论安全区内难民的组成、人数及难民的流动，并对处在战争恐怖之下的难民生活、难民心理进行探讨。第五章通过大量具体事实，揭露日军违背国际法，肆意在安全区内实施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第六章专题研讨中、日当局与南京安全区的互动关系，揭示国民政府对安全区的支持和声援，揭露日军当局从最初对安全区的默许、利用，到对安全区的不满、反感，进而对西方人士进行威胁、殴打，到最后强制要求安全区解散。第七章重点论述日军扶植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以及南京安全区最后被迫逐渐解散的过程。《安全区》结构完整，全方位展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运行的整体面貌。

与既往研究不同的是，《安全区》是以安全区为主体的系统研究，而不是将安全区作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安全区》主题明确，思路清晰，不但完整地展现了安全区的历史，并适当进行扩展，而且对安全区与日军当局、国民政府的关系等都展开专题研究，拓展了安全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一、 新见发人深思

《安全区》在充分挖掘历史资料，完整展现历史场景的同时，对史实背后的历史逻辑进行深入剖析，提出许多创新观点。

如关于南京安全区是否安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既往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不够深入。南京安全区的建立是西方人士的个人行为，与上海南市难民区相比，南京安全区不仅缺乏西方政府参与的背景，又无日军当局的正式承认，这使得安全区的安全功能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实质保障。南京安全区建立初期，由于南京守城部队部分官兵始终没有完全撤出安全区的区域，日军更是迟迟不愿正式承认南京安全区。直至日军围攻南京前夕，西方人士才匆忙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名义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显示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于“安全”并无绝对信心。

《安全区》进一步围绕南京安全区内难民的生存体验，对安全区的“安全”问题进行辩证的讨论。一方面，南京沦陷后，日军以有放下武器的士兵躲进安全区为由肆意搜捕，在安全区犯下累累罪行，导致“安全区”的安全功能难以有效发挥。由于日军持续的暴行，安全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功能错位”，安置与救济的功能上升为安全区的主体功能。另一方面，南京安全区聚集众多难民，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日军虽然没有正式承认安全区，但由于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初物资供给紧张，伪自治政权迟迟未能成立等原因，日军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国际委员会的配合，而国际委员会也在相关交涉中表现出寻求合作的态度，这使得日军没有在占领南京后立即解散安全区。20余位西方人士竭尽所能地保护难民，通过各种途径抵制日军对难民的侵害，使得安全区难民的人身安全多了一层保障，少了一份侵害。因此，安全区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安全的。安全区的存在与日军的暴行形成强烈对比，彰显了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的艰难和光芒。

又如关于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的论述。《安全区》认为：一方面，人道主义促使封闭狭隘的民族观念发生转变。西方人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难民的认可和信赖，转变为难民的民族主义观念，西方人士“洋鬼子”的形象转变为难民心目中的“大救星”“活菩萨”。另一方面，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存在冲突。人道主义受到民族主义的抵制。战争激发的民族主义，与保护生命的人道主义相冲突。南京军事当局难以完全放弃安全区内的军事设备，置西方人士的请求于不顾。同时，中国军方强调军人以战死疆场为荣，担心设立安全区会瓦解士气。这两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安全区的成立。具有军国主义观念的日本军方则认为，西方人士的人道主义行为妨碍了日军的军事行动，因而对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充满敌意。沦陷期间留在南京参加救援工作的“地方精英”，为保护和救济难民做出重要贡献，但在战后，这些人选择沉默失语，一些珍贵的史料可能被偷偷销毁，这为历史学者研究他们的历史留下重重困难。“地方精英”的失语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大屠杀研究的张力与矛盾，还反映出这一群体在日军暴行阴影下的挣扎与困顿，体现了战争造成的个体生命史的深刻变化。

再如关于在中外学界争议较大的安全区人口问题。《安全区》通过多方史料对安全区内的难民人数进行详实考证，指出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滞留南京的总人口数应该在60万以上，而居住在城郊地区的大多数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进入安全区。日本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则把安全区的人口与南京市的人口混为一谈，从而产生人口数量的认知偏差。《安全区》还注意到不同时期人口增减和人口流动的客观因素，进一步探究了战争暴行下人口流动中的心理动因和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

二、 视角独特新颖

《安全区》不仅系统梳理安全区的历史，还运用多方史料开展实证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对安全区进行深入的探究，呈现了安全区的不同面相。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安全区》特别关注“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南京大屠杀期间广大难民在日军暴行下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关注他们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如何获取食物，如何维持日常生活，如何获得继续生活的勇气等。《安全区》使难民从历史的“被支配者”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使得对于安全区难民的研究走向深入，体现出历史学者的人文关怀。如《安全区》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指出，难民在日军暴行下感受到深深的恐惧，胆战心惊，只能忍受痛苦，度日如年。妇女遭到奸污而感到沉重的痛苦与屈辱。在生存困境下，西方人士为难民们带来生存的希望，难民们选择信任乃至依赖西方人士。也有难民在长期痛苦的煎熬下出现消极逃避的心理情绪，甚至有少数无赖敲诈勒索，个别难民在日军的淫威下告密。《安全区》还指出，安全区盛行着“中国军队不久就会收复南京”，以及红枪会等传统帮会武装修炼神功保家卫国等谣言，并分析谣言折射的难民心态：内心的不安和忧虑、对日军的仇恨以及对国民党军收复南京的渴望。《安全区》还对难民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分析。日军侵占南京后，南京经济被摧毁，难民财物被掠夺，无数房屋被烧毁，生存环境恶劣。由于成年难民被抓走或被杀害，难民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生活更加贫困。多数难民没有工作机会，因而缺少收入来源。在安全区食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难民们生活凄惨，只能依靠沦陷前的储备艰难生存。多数难民冒险寻粮，有的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也有难民迫于求生而选择为敌人服务。因此，对于众多难民来说，“食物”就是“侥幸”的同义语。不仅如此，难民居住的安全区因过度负载导致难民生活环境恶化。安全区人口拥挤，卫生情况恶劣。大部分难民的衣物被日军夺走，难以抵御风寒。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难民们表现出极强的忍受能力，和衷共济，受到西方人士的赞誉。

《安全区》关注到安全区内出现的“畸形繁荣”和所谓难民“抢劫”行为。日军的侵略和暴行打乱了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在南京经济被封锁的情况下，上海路出现“畸形繁荣”的市场，民众为谋求生计贩卖各种物品，也出现难民“偷盗”“抢劫”的现象。有右翼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难民才是抢劫的主体，以此否认日军的劫掠罪行。但难民的“抢劫”与日本兵的抢劫不可同日而语。《安全区》指出，难民的“抢劫”行为发生于1938年1月之后，多为因生活所迫而导致的求生行为，呈现小规模、零星型的特点。而日军的抢劫不仅是有组织的，还是大规模、成批量的掠夺。时人的记载中还有这样的情况：日本士兵穿着中国民众的衣服去抢劫，故意制造中国人“抢劫”的假象。还有日本兵会逼迫中国人去抢，“抢了又用枪刺死”。侵华日军是造成难民参与“抢劫”的罪魁祸首。在无序、混乱的社会中，难民的“抢劫”既是一种暴行，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在战争条件下，由于人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社会道德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争造成的人性异化，于此可见一斑。

《安全区》突破以往研究安全区西方人士群体的视角，开始重视参加安全区工作的中方人士的角色与活动。正如拉贝（John H.D.Rabe）所言，安全区的运转并非仅依靠20余位西方人士，还有1500余位中方人士积极参与其中，其角色和作用不可取代。以往研究中，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关注大多集中于西方人士，对于参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难民收容所管理事务的众多中方人士关注不足。实际上，正是中方人士的积极参与，才使安全区得以有效运行。尽管史料有限，但《安全区》仍能深入挖掘，专节论述参与安全区工作的中方人士，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南京安全区中方人士的构成、角色，并指出他们在安全区运作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相比西方人士而言，参与难民救济工作的中方人士冒着更大的生命危险，并承担着大量具体和烦琐的工作。《安全区》对安全区的组织结构与人员的全面梳理，深化了学界对安全区的整体认识。

《安全区》还注意到不同史料之间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叙述差异，通过对比论证，多角度呈现出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的复杂历史场景。关于南京安全区与日军当局的关系，《安全区》既关注到日本人施行的暴行，又关注到西方人士主导的救济，最终选择从加害者与保护者关系的角度，对日军当局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关系进行研究。《安全区》也关注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军当局之间的合作。《安全区》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回到历史现场，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认为国际委员会寻求与日军合作，“是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救济组织的正常需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试图最大程度上达到保护与救济战争中无辜难民的目的”。《安全区》将南京安全区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一面镜子，既反映了战争中的暴行与苦难，也表现了灾难下人性的光辉。

三、 问题与展望

如上所述，《安全区》对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进行创新性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也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例如，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认知，便是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一主题中，外溢与衍生出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人道主义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价值，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诚然，人道主义是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无论中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都以仁爱为基础。然而相似的人道主义内涵的背后存在着理解的差异性。因西方人士大多为传教士，他们心中的人道主义大多基于基督教教义层面的博爱精神。这种精神以仁爱为原理，以增进人类幸福为目的。它既是一种心怀世界的大爱，也是一种跨越民族的博爱，更是倡议世界和平的“人间大道”精神。对于中方人士而言，这种人道主义散发的光芒在于灾难之下的团结互助。而后者的人道主义认知中实际上含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日军暴行之下，这种人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又可成为民族情感的催化剂，进一步加深对于国家的理解和认识。可见，中西方人士理念中的人道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战争状态下人道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笔者曾指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曾经遭受过两次严重的伤害。“一次是在面对日军的暴行时，他们遭到欺骗、怠慢、污辱，甚至威胁、殴打、枪刺，这使他们的肉体受到伤害，人格受到玷污，精神受到摧残”。“另一次是在特殊的年代里……当年的安全区一度被描绘成‘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日本鬼子在街上杀人杀得差不多了，就和美国鬼子勾结起来，到难民区来屠杀中国人民。’”如今，历史的尘埃已被拂去，随着中国的思想解放，拉贝、魏特琳（Minnie Vautrin）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已重新得到中国民众的公正评价。

随着南京大屠杀真相为各国人民所知，特别是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热销之后，一些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2007年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里昂西斯（Ted Leonsis）担任制片的纪录片《南京》，将大屠杀的空间局限在安全区内。有论者指出，这部纪录片“从欧美人士的视角出发，借他们的往来书信讲述南京的故事。结果，南京的暴行变成了二十几个义人，凭着基督博爱的精神，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苦难深重的东方人的故事”。毫无疑问，安全区与南京城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在安全区外，也有一些类似的区域，比如下关和记洋行难民收容所、栖霞寺难民收容所、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等，老百姓也称其为“难民区”。《安全区》一书对此虽有提及，但遗憾的是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述。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麾下，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们为救助南京难民，精诚合作，很多国内外的慈善机构也伸出援助之手，《安全区》虽对此给予精心梳理，但仍有遗漏。比如1938年1月下旬成立于上海的“南京国际救济会”，据统计，至1939年4月底，共向南京捐助善款9万余元。该会成立时，正是交通运输特别困难的时期，为将粮食运往南京，该会亦做出不少贡献。此外，该会还与世界红卍字会等慈善团体合作，向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拨付了不菲的款项，用于南京的掩埋尸体、难民救济等。

《安全区》整体按照安全区成立、运作、解散的时间顺序推进，同时又有专题研究，相关的章节内容在论述上不可避免存在着少数交叉和重叠，引用的史料存在着一定的重复。如第一章论述安全区成立过程中与南京军事当局的交涉，在第六章论述安全区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时，也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又如第二章研究西方人士在大屠杀期间的心态时，就分析指出日军直接对西方人士施加的暴行，在第六章研究日军对国际委员会的仇视与压迫时，对日军直接对国际委员会的委员进行的殴打与侮辱也有分析。虽然表述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其意有重叠之嫌。此外，个别地方对相关人员的职务称谓不一致，如第28页称菲奇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第196页又称其为“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

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是一部完整、全面、系统论述南京安全区与国际委员会的学术精品。该书的问世，将南京大屠杀史特别是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责任编辑：杜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