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了为什么在2021-2022年冬季俄罗斯军队集结时，多数专家预测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发起全面的军事行动。作者指出，这些预测主要基于效用理论，即认为决策者会权衡政策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文章评估了这些基于效用理论的预测的表现，发现专家们正确预测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将付出巨大代价，但低估了俄罗斯政权接受风险的意愿以及对风险和成本的误判。此外，文章强调在进行预测时，需要考虑多重因果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适用范围。文章对于理解国际政治预测的复杂性、以及风险评估和决策过程中的心理和认知偏差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政策分析师以及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一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

当俄罗斯军队于2021年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附近集结时，许多专家预测俄罗斯不会对乌克兰发起全面的特别军事行动。为什么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预测？作者认为有四个要素在其中发挥影响。

第一，失败的预测大多基于效用思维（utility-based thinking），即假设行为体通过权衡其预期成本和收益而在选择政策。专家们认为，俄罗斯掌握了充分的信息，清楚知道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将给其带来旷日持久的战斗、花费、国际孤立和制裁，甚至破坏俄罗斯政权的稳定，因此俄罗斯将放弃军事行动。

第二，俄乌冲突发生后的数据表明，基于效用的预测是部分正确的，俄罗斯确实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预测低估了俄罗斯接受风险的意愿，也低估了俄罗斯对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产生误判的可能性。

第三，作者发现预测的失败并非是由于基于效用的思维有误，而是部分地因为，专家们所掌握的事实、长期趋势等暗示了俄罗斯对成本的敏感性以及规避损失的倾向。

第四，研究结果证实了将国际政治理论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难度。准确的预测和建议应该建立在完善的理论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到多因果关系、相互作用和范围条件的影响。

为了探明影响预测成败的隐含因素，作者分析了从2021年底到俄乌冲突开始期间的专家预测，主要关注三个类别的预测来源：学术界中从事冲突和威慑理论的学者，政府智囊团中专注于军事事务的政策专家，以及学术界和智库中关注东欧、俄罗斯的领域专家。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明确表示由于英语在相关领域和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中居于突出地位，因而重点关注英文信息和部分俄罗斯专家的预测。除此之外，由于学术出版物的制作周期较长，该研究主要的分析对象是时效性更强的简报和媒体声明。

在俄乌冲突前，由于许多专家认为俄罗斯应该预料到军事行动将招致的巨大成本，因此相关预测压倒性地认为俄罗斯的全面军事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观点源于威慑和战争的理性主义假设，即假设领导者试图利用现有资源最大化地实现目标，那么他们将权衡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并选择净效益最大的政策。而军事行动一旦开始，特别是在有迹象表明行动难以成功、善后行动难以管理、且其他国家可能发起强力的制裁的情况下，国家显然面临着非常危险和高昂的成本。因此，领导人应该会倾向于避免采取军事行动等进攻性方式。

俄乌冲突前的大量预测都是基于这一观点产生。许多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专家预测，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做出决定前会预估行动的风险和成本并加以避免，因此俄罗斯不太可能会发起全面的特别军事行动。许多预测将经济后果视作俄罗斯成本的核心部分，一些观点明确指出俄罗斯将面临沉重的经济后果，另一些观点则将经济成本与俄罗斯政权的延续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制裁、持久战争、国际孤立和军队伤亡会给俄罗斯国内政治带来动荡，削弱俄罗斯国内对领导人的支持，从而抑制军事行动的持续。

基于效用的预测在其两个核心论点上是正确的：一方面，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确实在人员伤亡、经济和国际声誉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俄罗斯获得的大量信息表明了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即俄罗斯当局知晓成本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然而，这两个论点并未支持专家们做出正确的预测。为解释俄罗斯为何在知晓预期的巨大成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作者指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

第一，对风险的接受意愿。研究表明，自2008年以来，从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2014年至今的乌东问题，到2022年的俄乌冲突，俄罗斯越来越能接受国际制裁、国内支持减弱和军事冲突的风险。对风险接受意愿的差异将影响政策选择：在权衡净效用估值相等的选择时，保守型领导人倾向于选择更有把握的政策，而冒险型领导人则倾向于选择有风险但回报同样可观的政策。因此，冒险型领导人更愿意接受发起军事行动的风险，即愿意赌对方不进行实质性反击，或来自国际社会的制裁不产生难以接受的损失，因而更容易选择军事行动或进行威慑。如果俄罗斯政权确实有很强的风险接受意愿，那么在收益同样显著的情况下，仅仅依靠高风险来判断俄罗斯不会发起军事行动显然是不可行的。

第二，误判。领导人对风险的接受意愿会增加战争升级的风险，而误判则会使领导人错误地认为结果更可把握、风险更小、回报更高。如果领导人既倾向于接受风险，又低估了预期风险的严重性，那领导人就很可能采取尤为激进的政策。这种误判通常源于国家内各层级的偏见和官僚系统的失能。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误判被视作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关键解释，即俄罗斯政治精英被认为对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持错误的乐观预期。有前俄罗斯政府官员表示，官员对上级的服从文化和对权力中心的奉承逐渐取代了他们对情报的理性处理。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俄罗斯的计划与实际地面作战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其对俄乌战斗部队之间的相对实力存在明显的误判。同时，俄罗斯也低估了乌克兰社会力量对国防的支持和决心。此外，俄罗斯还低估了西方制裁的影响，高估了西欧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这一误判使其降低了对西欧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的风险预期。与此相关的证据在于，俄罗斯并未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将资产从西方机构中撤离，以避免遭受制裁措施的打击。而当这些资产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立即被西方国家冻结时，俄罗斯外交部门表示并未预测到西方会采取如此强硬的制裁，反映了俄罗斯方面的误判。这种误判可能来源于西方此前的行为：2014年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俄罗斯关键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豁免。俄罗斯可能因此判断，其经济核心部门在此次冲突中仍能幸免于难，然而事与愿违。

除了对风险的接受意愿和误判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俄罗斯诉诸军事行动起到了影响。俄罗斯政权可能高度重视乌克兰的阵营归属，因此任何保证乌克兰不倒向西方阵营的机会都值得尝试。同时，心理因素也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俄罗斯政治精英可能认为他们正不断“失去”乌克兰，并高估了对这一损失的不安情绪。

上述因素都可能在基于效用的框架内发挥作用，但由于所有效用模型都建立在理性假设和后果逻辑上，并不是所有因素都能得到充分关注。换句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或西方的政策回应不一定是追求净效益的。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关于俄罗斯政权风险接受意愿提升和误判的证据较少，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俄罗斯政权知晓特别军事行动将造成的风险和成本这一信息。造成这种不平衡关注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少有事件像2022年俄乌冲突一样将风险接受意愿和战略误判的影响体现得如此彻底。此前已有研究表示，俄罗斯情报部门越来越倾向于迎合俄罗斯高层的偏见，但仅凭这一点不足以解释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

预测错误的另一个原因似乎在于，对俄罗斯政策长期趋势的总结，以及在预测中对这些趋势的应用，导致专家们更多地关注政策成本和替代方案，而不是误判、风险接受意愿或其他因素。

有三方面研究与此相关。首先，有研究认为，俄罗斯政治深受精英腐败和权力寻租的影响，许多学者甚至将俄罗斯描述为“贪污国家”或“黑手党国家”。其次，俄乌冲突前对俄罗斯“威慑性治国方略”的研究发现，俄罗斯在其军事行动中表现出对降低国际反弹、国内不满和长期冲突风险的一定关注，并且经常通过混合措施来规避战争的成本和风险。由于2022年前并没有研究衡量俄罗斯在进攻性军事行动中的风险接受意愿随时间推移的轨迹，而更明显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在过去对风险表现出了规避趋势，可能使得一些专家过低地估计了俄罗斯的风险接受意愿。最后，有研究将政权生存确定为俄罗斯政治所有领域的关键驱动力，包括经济政策、议会政治、军队结构和军事学说。

对于试图预测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研究者来说，这三方面研究都提供了俄罗斯不发起军事行动的因果联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精英会避免大规模战争以维持精英利益、避免军事纠葛并最终确保政权安全。由于这些研究的各种警告和范围条件难以适用于不同背景下的未来案例，专家们可能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预期成本这一更为具体的因素。

作者在一些明确忽视了误判和风险接受意愿的预测中发现了对上述观点的支持。例如，有研究将过去冲突的教训应用于2022年初的预测，认为“俄罗斯对预期风险有清晰的认知，且进行了谨慎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使用武力制定了明确而有限的目标”。该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政策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因为俄罗斯决策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没有维持大规模战争的手段。但该研究中所说的俄罗斯“有清晰的认知”“进行了谨慎的成本收益分析”可能来自过去的数据，并未得到有力的证实。尽管一些研究信誓旦旦，也有许多研究者承认他们的预测是概率性的，仍存在未被考虑的因素，例如还存在未知的预期收益，或者仅有俄罗斯政权知晓其他潜在国内问题等其他因素。

作者认为，对预测本身的分析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部分研究者了解其预测的局限性，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更坚信其预测的准确性，但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可能可以解释这一差异的出现。一项心理学研究已经确定，可得性法则（availability heuristics）倾向于使人们在面对不熟悉的情况时，对他们易于回忆起的数据、趋势和因果联系的认识效用产生不必要的信心。作者认同这一观点，因为更为准确的预测倾向于明确反映出其预测过程中的已知和未知因素，并对预测结果的可能性更加谨慎，以抵抗可得性法则的偏差效应。更成功的预测基于更多地考虑可能的影响因素，同时注意明确的定义、范围条件、潜力、未知因素和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结果证实了对地缘政治预测的现有观点，即由于相关因素众多、非线性发展、相互作用和示范效应，战争和军事升级等罕见重大的政治事件很难被预测。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在预测过程中，对具体情况的深入了解与牢牢把握适用的因果机制和范围条件同等重要。因此，预测者应该将理论研究和地区研究结合起来，设法明确区分本体论（相关行为体在何种情况下产生何种关系）和认识论（研究者分别掌握、忽略或无法获得哪些信息）。研究结果表明，更加注重这些问题的预测更容易形成准确的结果。在实践中，相关数据往往会模糊不清或无法获得，现有资料不一定能够充分证实事件的影响因素，而这种数据分布不均的情况可能会助长错误的发生。为避免灾难性的预测，研究者应努力探寻潜在的影响因素，知晓研究中的未知范围，从而做出更贴近实际的准确判断。